天津程建国：传奇的相机收不寻常的心路历程

  

  1990年初，我在《摄影报》上看到钱元凯老师写的文章，说天津有个叫程建国的年轻人，举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“个人照相机收藏展”，展出一百六十多台相机，其中国产照相机是精华，有三十年代天津产的暗箱相机，也有解放后的七一、上海、长江、南京、长城等品牌的照相机。

  这消息让我非常兴奋，真有收藏相机的人啊，而国产相机竟然也入流，那时我开始对照相机感兴趣，断断续续收集十余台，主要是国产相机。

  这消息，如同给我打了，一下子找到知音和方向。后来又陆陆续续有程建国的报道，说他那年才34岁，而他的照相机收藏始于13岁，二十年后便举办个人照相机展览，还被入选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记录。

  1992年的《人民摄影》报道了沈鸿老人把自己制作的照相机送给了他；1993年《收藏》杂志报道，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把自己使用多年的两台照相机送给了他，还有报道，夸张的题目称他为《贫穷的百万富翁》。感觉他就是被老天爷最惠顾和关爱的人，太让人羡慕了。

  2002年我终于见到他时，却说他的照相机收藏暂时停止了，他想去闯荡另外一个世界，此后我们虽有联系，却无缘相见。

  直到2025年4月初，我到天津与他相见。仿佛是要弥补以前的“亏欠”，我们两人在一起度过三天的时光，他把尘封了十几年的藏品，一箱一箱的打开，在他唤回的记忆里，给我讲述他的藏品与收藏经历，感悟和遇见，这是弥足珍贵的心路历程啊。

  程建国出生于1955年。在他13岁那年，用自己攒下的零花钱，在寄卖店买了第一台照相机，是美国产127胶木照相机，一年后又买了上海产孔雀牌翻拍放大两用机和一台德国巴尔达135相机，自此他开启了“摄影之路”，那时还没有收藏概念，喜欢的是拍照。

  1970年，在外婆的资助下，又买了一架上海58-ll型照相机，这是他的第三台照相机，结果却在天津水上公园划船拍摄时，不慎掉入水中，无法再找回。

  1980年，有人送给他一台法国8mm电摄影机，他用这个拆下来的镜头，开启了自制照相机过程，断断续续做了好几种相机，有用针孔直拍相纸的折叠纸相机，也有手表造型的微型相机。那一时期脑洞大开，有许多精灵古怪的想法想着去尝试。

  1985年，他考入了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艺术摄影系，开始了摄影专业学习。在沈阳期间，他经常到北市寄卖商店淘相机，也开始着重关注国产相机，并淘到了“长江牌58-1”相机。他说这台相机只花了50元，而它躺在寄卖店的角落里已经很久，根本就没有人理会。

  程建国告诉我，八十年代是他收藏相机最丰收的时期，那时人们没有收藏相机的概念，特别是国产相机，由于质量差，拍摄功能不完备，基本上没有人要，他买的上海58-1照相机只花了36元，甚至花1元钱买过一台幸福-2型相机。他的大部分国产相机都是这一时期在寄卖店和旧货市场淘到的。

  当然，也不是所有相机都是靠便宜“捡漏”的，当他得知有人存有建国后的第一台“七一”相机时，马上找到主人，费尽口舌，最后以一台价值千元的日本相机，换回这架具有历史意义的相机。

  他还通过外出工作和学习的机会，到北京、上海、苏州、大连等地寻找照相机，有次在北戴河，听说昌黎有位老照相师傅有台“掏快像”的木制暗房相机，马上借了一辆自行车赶过去，往返百余里，先找到老人的儿子，再找到老人，但照相机已经损毁，在杂物堆里找到了残缺的部件，原来民国时，天津照相器材厂在三十年代生产的“快照”相机。

  正是靠这种精神，他在九十年代末就有了近600多台老相机，被誉为中国照相机收藏“第一人”。

  我们俩像开盲盒一样，打开他封存了十几年的相机箱子，不断的有惊喜和惊奇发现，特别是国产相机，不仅有长江58-1、南京58-1，还有天津产的晨光单反照相机两台，而前面说过的天津珍贵“七一”相机，他竟然也有两台。

  国产相机收藏，虽然红旗、东风价格昂贵，但只要肯花钱，马上可以买到手。而“七一”不同，产量太少，没有人肯卖啊！这可是多少相机收藏家梦寐以求不得的。

  床底下拖出两个大金属箱，竟然是天津生产的“东方”和“蓝剑”大转机，这是产量极少的大型相机，而他是早年在废品站，用收废品的价格淘到的，太神奇了。

  除此以外，还看到了两款不同的仿上海205的友谊相机，这也是头次看见，甚至我还看到了不曾听说过的红旗61型120照相机，原来在红旗20之前，我国就有“红旗”啊，也能说这才是中国的第一台红旗照相机。

  除了相机，他还有大量的资料，其中有天池照相机的研发和设计、以及新华社的使用测试文件，有东方相机的设计图纸，有早期寄卖行收货的价格参考，有他收集的早期各个照相机厂的资料，甚至有邓尼1988年在天津做相机收藏讲座的记录稿。

  而摄影书籍和早期期刊，他不仅有全套的《柯达杂志》年度合订本，甚至有中国最早的摄影书籍《照相略法》，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，可顶多少台收藏相机啊。

  他说还保存着我当年的名片，于是端来了一大盒子名片，在翻找我二十多年前给他的名片时，竟发现里边有“邓尼”的名片，就是写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照相机》的那个美国作者（Denny），正确的翻译应该是“圣.丹尼”，但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是“邓尼”。

  程建国告诉我，他早年收藏相机，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、支持和鼓励，其中主要有王光美、沈鸿、刘学宾、吕厚民、吴群等，他们都曾赠送过照相机给他，而他的这些收藏相机故事与收藏过程，被报道后，对中国相机收藏影响巨大，特别是国产相机的收藏影响了很多人，成为独特的照相机文化，至今依然延续。

  一、邓尼：他是美国人，英文名字是“Douglas St.Denny”,也是一位照相机收藏家，美国摄影历史学会理事，他印在中文名片的名字是“邓尼”。

  邓尼在1985年来到中国教授英语，他最先到的是武汉，在那里他发现了中国生产的照相机，如获至宝，开始收集和研究，后来到北京寻找国产照相机，在1988年已拥有了五十台。

  他得知天津程建国也收藏中国照相机，并有很多稀缺少见品种，于是借一次相机收藏讲座的机会，来到程建国工作的天津外国语学院，参观了程建国的相机收藏。

  他对中国产的照相机，非常感兴趣，并希望能转让给他一些，但这也是程建国的最爱啊，怎么能转让，但是同意了让邓尼拍照，并给了他相关的资料，后来这些相机和资料，都收入到了邓尼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照相机》一书中。

  这一次邓尼的拜访，还送给了程建国两台相机，一台是上海产的海鸥501型120照相机，另一台是英国产的小军旗相机，而程建国都完好的保存着。

  后来两人保持联系，直到邓尼回到了美国。他一生写了两本关于照相机的书，其中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照相机》一书，不仅在中国产生了影响，推动了国产照相机的收藏，也在世界照相机史上具有极大的意义。

  他对程建国的评价是：这是我在中国见到的第一个照相机收藏家，他与那些以收藏为盈利手段的人不同。他不是商人，是收藏家、是学者。

  二、刘学宾：他是中国照相机史上很重要的人士。1956年1月15日北京成立公私合营的大来照相机厂，他是首任厂长。开始仿制徕卡的拷贝机，也就是前苏联卓尔基相机，并获得成功。

  同年8月3号《工人日报》和《北京日报》转发新华社通稿，称大来厂成功制作出12台仿卓尔基的大来135相机。有趣的是这一年4月18日天津照相机厂成立，试制仿日本玛米亚的120折叠相机，命名为“七一”牌，同年7月2日《天津日报》报道试制成功了，成为新中国的第一台照相机。

  “大来”似乎是起个大早，赶个晚集。当然如果从技术上考量，“大来”要比“七一”复杂得多，难度也大得多。由于“大来”135相机技术方面的要求高，后来并没有正式投产。第二年转而开发“大来”120相机，后来又改为“天坛”、“长虹”等牌子，成为中国早期相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而刘学宾不仅长期是北照厂的负责人，也是我国相机工业的旗帜型人物。

  程建国与刘学宾的交往起源于他1989年春到北京办事，顺路寻找老相机，结果发现了“北京大来摄影器材门市部”，并邂逅了刘学斌老先生，当时他已经退休了。

  见到刘老先生，程建国特别高兴，同老人聊了起来，询问北照厂的历史和大来相机的故事，老先生看他虚心诚恳，也兴致很高，谈了大来，谈了北京照相机厂，老人送了他相机资料和大来专用的相机维修工具，甚至给了他一些大来135相机的零件，要他尝试组装。

  三、沈鸿：他是新中国机械工业的重要人物。曾在1938-1945年担任延安“茶坊兵工厂”总工程师，解放后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，还是新中国首台12000吨水压机总设计师。

  沈鸿在长期从事机械工程的研制和领导工作时，最喜欢的就是照相机，他16岁就开始使用相机，一生使用了很多款相机，但沈老似乎对哪一台都不满意。无论什么相机到了他的手里，都要重新审视，要修修改改，127的改成135的，135全画幅的改成可以拍几百张的小画幅，给相机加上小裁刀、加测光表、加闪光灯插座，似乎没有一台相机在他眼里是完美的。

  刘学宾带程建国去拜访沈鸿先生，此时他已经85岁高龄，身体又有病，家人规定见客不能超过十分钟，但是见到了程建国这个后生，他特别高兴，仿佛遇到了多年的知己，两人先是探讨收藏相机，后来又探讨自制相机，当程建国说了自己的设计理念和想法，沈鸿先生非常感兴趣，提出了建议不说，后来还亲手制作了一台简易针孔照相机赠送给他。

  沈鸿先生十分喜爱勤奋好学又有礼貌的程建国，几次约到家里，鼓励他坚持自己的方向，多读书、多实践，大胆去做，还把他曾在延安使用过的，自己制作的，以及多部照相机赠送给了程建国。

  四、王光美：她是国家主席的夫人，也是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。有人说，她后来从政，中国失去了一位核物理科学家。

  1993年7月王光美在参加中国万博文化城开城典礼仪式时，得知负责摄影的程建国是一位照相机收藏家，很感兴趣，就同他谈起了照相机，还参观了他的照相机展厅，并说自己家里有两台相机，可以送给他，记下了他的电话。

  程建国开始并没有在意，不想后来几次接到王光美委托秘书打来的电话，说相机给他找出来了，让他随时来家里取。

  1994年2月23日，程建国和一位天津《今晚报》记者，喜欢摄影的8岁儿子，一同赶到了北京。

  王光美亲自沏茶，热情的接待他们，并找出四十年前的苏联基辅相机和德国爱克山泰照相机。爱克山泰是单机，而基辅相机则是套机，附带五只附加镜头，滤镜和一个万能取景器。

  王光美说：“这两台相机我拍了很多少奇的照片，其中就有少奇做木工活，还有一些少奇的家庭照，也是用这台相机拍摄的。”

  程建国非常激动得到了两台珍贵的相机，他说一定要把他们保存好，等以后有机会把它们转交给博物馆或者国家级相机收藏馆。而今这两台相机都被他完美的收藏着，在展示给我看的时候，程建国依然很激动，说王光美非常和蔼可亲，对摄影不仅热爱，也非常精通。最后同他们合影留念，还对他的儿子嘘寒问暖，爱心备至。

  我同程建国一箱箱的打开藏品，除去包裹的报纸，每翻出一台相机，便有一个故事，一段岁月相伴。他的回忆是幸福的，也是幸运和骄傲的，也让他忘了从早上翻找到傍晚的疲惫。

  他打开的每一箱封存，也都是快乐啊！然而，由于一些家庭的缘由，他一度淡出了国内的收藏圈子，奔赴更大更远的世界，在近20年的时间里又使他的照相机和配件的收藏增加了近300余件。

  我们把看完的相机再次封存起来，他说：“下一次再打开，并不全是何时了”。

  我问藏品是否整体出售，或者把重复的相机卖出呢？他说不会的，这些相机不属于金钱，只属于国家。

  他当初的收藏最终梦想，是写一本中国相机收藏的书籍，呼吁创建国家级的照相机博物馆。最后捐出自己的所有藏品，依然执拗的期待着。

  程建国，看了这篇文章，我久久不能平静，反复观看，仿佛回到那个年代，看到你的孜孜不倦，看到你的各种不容易，看到你的坚定信念。

  你的的相机收藏展，激起了相机收藏家对国产相机的发掘与抢救，为历史留下浓重的一笔！